人类在历史上大规模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甘肃省定西地区几千年来，甚至在解放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人口与粮食的供需矛盾斗争中一直广种薄收，以毁林、毁草为代价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生态环境在不断遭到破坏的同时，气候环境不断恶化，气象灾害频繁发生，其结果造成人—地—粮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陇中”是指现在主要包括定西地区的甘肃河东地区。据地方志载，定西古代属“雍州”，为西戎部族所居，以牧为生。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623年），“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在此之前，本区域除洮河和渭河的部分河谷川暖地带有极小规模的农作物种植外，陇中大部分地域是“大山乔木，茂林阴翳”，以放牧为土地利用方式。
据《汉书·地理志》载，秦汉之际，“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山水清丽，林跨数郡”。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行辟土，废井田，开阡陌，任民耕种，赋税照亩起科”的变法，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准许土地买卖，奖励耕织，免除生产粮食多的人徭役。秦始皇为筑长城以拒胡，派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屯兵军垦，移民实边”，将内地大量汉民移居陇中，“官给耕牛、籽种、农具”。在上述这一系列朝廷的所谓“政令政策”下，本区开始大规模垦荒种粮，耕地面积迅速扩大。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政权，由于连年征战，西汉初年耕地大面积荒芜。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实行“轻徭薄赋”、“赐民公田”的措施，召唤战时逃亡人员返乡耕田。到了文帝、景帝时期，牧农两业趋向并举之势。据《史记·食货志》载，当时“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土地合理开垦，生态平衡，社会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陇中也曾是“畜牧天下饶”的秀丽河山。
从东汉到隋朝，全区继有戎、狄、羌、匈奴等少数民族为地盘不断争雄角逐，汉民曾几度内移外迁，耕地荒而复垦，垦而复荒，种植业一段时期内相当衰落，畜牧业曾一度上升到了主体地位。
唐代，朝廷在治理隋末战争创伤时，首先注重发展农业经济，对“均田制”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劝农桑，薄赋徭”，种植业与畜牧业一并发展。史书说当时“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这说明当时因生态平衡、气候适宜而带来了农林牧副的协调发展，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从史载分析，本地开始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是在宋朝，通渭县志说宋朝廷在秦州（今天水）当时设有专门采伐森林的“采造务”机构，在现在的陇西县和通渭县一带“辟地数千里，建堡居要塞，戎卒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毁林规模在此可窥一斑。
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前后），王韶为巩固陇西而拒吐蕃，给神宗皇帝上奏“经营洮、渭、河湟”的“平戎策”，神宗大为赏识，于是王韶在筑渭源上下两堡（痕迹至今还在）屯兵的同时，大力开垦从天水直到渭源两百多公里长范围的广大田地作为军需之本。从此，全区原来弃耕的田地和大片的处女山地被逐步大量开垦，原有的森林草地再也未能得到恢复。
元朝，《陇西县志》说，“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陕西总督让巩昌（今陇西）兵五千人垦荒种田”。明代，受朝廷“屯田普天下，而边境为多，凡流民均给土地”的召唤，从山西等地迁来了大量人口从事农耕生产，耕地规模空前扩大（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山西大槐树大移民）。《通渭县志》载：“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册》（指当时即有文字记述，又有图形描绘，样式像鱼鳞的土地档案册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全部归集到了封建地主阶级。当土地成为财富的载体时，开垦土地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昔日“畜牧天下饶”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旱魔开始吞噬陇中这块土地。明代诗人金銮作散曲《夏旱》描写陇西当时干旱的景象是“我则见赤焰焰长空喷火，怎能够白茫芒平地生波，望一番云雨来，空几个雷霆过，只落得焦烀烀煮海煎河，料着这落水珠儿有几多，也难与我相如救渴”（《陇西县志》）。其后，“十年九旱”就成了定西这块土地的代名词。
清王朝建立以后，朝廷继续鼓励垦荒，仅临洮一县的耕地较明朝就扩大十几万亩。乾隆年间，本区洮河、渭河流域的次生林大部被砍伐殆尽。清朝末年，渭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天然植被已不复存在，“举目四顾，光村赤地”。翻开定西地区地方志，明、清以来记载“天大旱”、“禾无收”、“民大饥”、“饿殍遍地”之类的语言充满卷篇。同治十三年（公元1862年），陕甘总督左宗棠面对本地的凋敝景况，向朝廷疾呼“陇中苦瘠甲于天下”。
纵观陇中几千年土地利用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以畜牧为主——农、牧交替——以农业为主的历史演化过程。在以畜牧为主阶段，“山水清丽，林跨数郡”、“畜牧为天下饶”；在农、牧交替阶段，也曾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的景色；在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就逐步成了“举目四顾，赤野焦土”、“苦瘠甲于天下”的凋敝之地。这个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历史对比，一是利弊分明，二是触目惊心。自然恩泽于人类，人类却无视自然，结果在无意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定西地区世代以毁林开荒为代价。解决人—地—粮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非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而且在不断突出。在事实面前我们应当反思：我们应当怎样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科学地改造自然？
1999年10月22日，朱镕基总理在视察了定西小流域治理点后对定西地委书记说：“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成功，农业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供给平衡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山顶陡坡开荒种粮，不仅投资大、成本高、产量低、效益差，而且加剧水土流失。所以，我们要及早调整农业结构，大力植树、种草，扩大绿色植被，搞好水土保持。国家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坡耕地退耕后农民所需的口粮问题，支持生态环境建设。要坚决实行坡耕地退田还林，坚决停止毁林毁草开荒，做到树上山，粮下川。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10年时间，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就会有大的改观。”
生态与气候环境的恶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样，生态与气候环境的改善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是一项空前浩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个千载难逢历史机遇中，我们只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朝着党中央指引的这条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个山川秀美的新陇中一定会展现在西北大地上。 （来源于2000年5月4日《中国气象报》作者：黄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