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由古代私人讲学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机构，它在人才培养、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恕在《学古书院记》中谈到:“书院乃儒生讲学明伦之所，所以化民善俗而成才者也。”［1］书院在唐代以来逐渐兴盛，同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白居易《策林·四》引孔子之言云: “臣闻仲尼之训也: 既庶矣，而后富之;既富矣，而后教之。”［2］兴办学校、延请教师、建立刻坊、出版图书，这一切都需要经济的支撑，在明清，书院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良好的教育环境无疑会给文学人才提供浓郁的学习氛围和相应的学习条件，有助于受教育者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宋、元、明三朝，凡书院发达的地区，也就是文化繁荣的地区; 而大凡学术文化繁荣的地区，其刻书事业也颇兴盛［3］。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有赖于文人学者的倡导与推动，反过来，书院的建设与发展又培养了一代代文人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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岍山书院是陇州人耕读传家的一个缩影。明朝宣德十年（1435年），陇州人阎璿经过苦读，考中举人。次年，他以乡科官教的职位回到家乡，在今陇县城关镇祁家庄村的地方，以自己的号为名，以自己的藏书为资料，建立了一座学堂——静乐堂，在此教育后代及族中子弟。阎璿去世后，他的儿子阎光甫和阎参甫继承了父亲未完成的志愿，为静乐堂收集、贡献了不少书籍，使静乐堂藏书达到了万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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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弘治八年（1495年），阎光甫从河南参政的职位上退休，告老还乡后，他将静乐堂扩建为岍山书院。书院中间为敦本堂，东西两侧分别是养正、复初二座斋房，敦本堂的后方，建有一座阁楼。阁楼的中间为孔子和四大弟子塑像，两侧的墙上设置着书架，这栋阁楼被称为“崇经楼”。阁楼之下设七贤像，左右为学习、诵读的场所。书院四周被高墙围绕，墙外有阎光甫自捐的百余亩良田作学田，收入供书院各项支出。阎光甫广招四方学子在这里学习交流，聘请老师前来教学，在当地和周边地区颇具影响。
想必是受良好学风和家风的熏陶，据史料记载，自阎璿之后，阎家四代 24口人，出了 4名进士、 3名举人和 5名岁贡，一个家族中有如此多的进士举人，在历朝历代都较为罕见。并且据《陇县志》记载，八股文科考出身的阎氏子弟在出仕为官后，也都各有建树。
明代太常寺卿李东阳为此撰写《崇经阁记》，文中对阎家父子及其办学影响这样描述：“子姓学春秋者尤众。盖其家学得于经者如此。陇之士视此而兴焉！”从这些赞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阎氏家族在读书修身齐家方面的作为，他们是陇州人耕读传家的典范，这也是陇州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发扬的生动体现。
来源：陇县县委宣传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