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丝绸之路陇右段粟特人踪迹钩沉
2020-04-17 14:12
作者简介：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敦煌学、丝绸之路与内陆亚洲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书，并在《历史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6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4），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7）。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多项。
摘要：中古时期，中亚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不断东来入华。学界对东迁粟特人及其后裔的聚落分布作过系统梳理，但对于陇右段粟特人则考论不多，造成了丝绸之路粟特聚落分布在研究上的断裂缺环。陇右东去关中，西通河西及青藏腹地，南下蜀中，北达宁夏，是个交通枢纽之地，也是粟特人流动经行的必由之所。传世史籍、出土墓志、墓葬文物、石窟题记、敦煌文献及其它各种文物中，保留了一些陇右地区粟特人的相关信息。通过钩稽这些文献与文物资料并作考辨分析，初步揭示出粟特人在天水、陇西、兰州、河州、成州、西平、廓州等地的聚落分布与生活状况。在这些地方，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及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使之成为陇右民众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弥补了丝绸之路粟特研究的地域缺环。
关键词：丝绸之路；陇右；粟特；聚落
“陇右”之概念来源于陇山，位于今陕西、甘肃二省交界的陇山以西。中古时期陇右的地域范围曾经发生过变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者东起陇山、西止西域，狭义者仅包括今甘肃省东南部与青海省东北部。本文讨论的是狭义之陇右，若就唐代而言，具体是指秦、成、渭、鄯、兰、临、河、武、洮、岷、廓、叠、宕等13州。[1]
粟特人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东来入华，作为丝路交通的重要孔道，河陇一带是粟特人东迁所经的关键区域，不过学者们大多关注河西走廊的粟特人及其后裔，而对陇右地区则较少论及。荣新江在考察北朝、隋唐粟特人迁徙及其聚落分布时，对于河陇地区，最初只列举了河西的敦煌/沙州、常乐/瓜州、酒泉/肃州、张掖/甘州、武威/姑臧/凉州五地，[2] 后来才增补了陇右的天水/秦州、西平/鄯州二地，[3] 可见河西、陇右粟特资料及相关研究的不平衡性。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绿洲与中亚本土较相类似，而且在距离上也相对较近，许多粟特人遂在这里定居，甚至形成了武威安氏、建康史氏、会稽康氏、敦煌曹氏等郡望；[4] 而陇右处在河西走廊与京城长安之间，更多的是作为粟特人流动经行之地，居停者虽有却寡。然而，粟特人或其后裔从河西东去中原，或者南下巴蜀，都必须经过陇右，他们在此或多或少也留下了一些踪迹遗痕。鉴于学术界对此研究甚少，兹在搜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陇右各地的粟特聚落及相关情况进行考索，以填补粟特研究中陇右地域的缺环。
一、陇右交通与西域胡人的流动
从地形上看，陇右主要分布着山谷与河流，北有黄河及其支流渭河、洮河、湟水等，南有长江的支流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等。陇右各地虽然群山环抱，但它西通河西、西域及吐蕃，东去关中，南下巴蜀，北达宁夏，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个交通枢纽之地。
从河西走廊往东到长安的丝绸之路，主要沿着渭河、泾河谷地行进，这就是《元和郡县图志》卷40“凉州”条记载的“秦州路”与“皋兰路”：“八到：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路一千六十里”。[5]“北”字当为“南”之讹，《太平寰宇记》卷152“凉州”条云：“东南至长安取秦州关路一千八百里；东南至会州乌兰关四百里，从关东南至州一百二十里”。[6] 秦州路是从凉州向东南翻越乌鞘岭出河西走廊后，在兰州金城关渡黄河，再沿着渭河经天水到长安；皋兰路则是从凉州往东，在会州乌兰关渡黄河，再沿着泾河到达长安。[7] 在唐代，会州隶属于关内道，与陇右道无涉，故此不讨论皋兰路沿线。至于秦州路，从东向西溯渭河而上，在河州渡黄河后，再沿着大通河往西北穿越祁连山扁都口，可以抵达河西甘州；而从河州渡河向西经由鄯州，再沿着青海湖、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则被称为“河南道”。[8]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东来的僧侣、商人经常从陇右南下进入巴蜀，而鲜卑乞伏氏、秃发氏部族则翻越六盘山进入陇右。
从这样的地理交通背景去观察陇右地区，就会发现这里是个交通枢纽之地，丝绸之路上的诸族人口经由此地东去西来，或是南来北往。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下诏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9] 支富当是从中亚东迁到凉州的大月氏酋长，[10] 康植则出自粟特康国。这些流寓到凉州的中亚胡人以部落的形态存在，其首领称为国王，拥有军事武装，势力不可小觑。当时魏、蜀两国争夺陇右，蜀汉兵出祁山，积极争取凉州胡人武装的支持，大月氏人支富、粟特人康植被封为侯爵，率领其部族进入了陇右地区。
魏晋时期，大批北方及西北方的胡族涌入中原，粟特也是其中的一支。据《梁书》卷18《康绚传》记载，“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到康绚的祖父康穆时，又“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11] 康穆的“乡族”实际上是个庞大的粟特聚落，规模达三千余家，势力极大，所以刘宋王朝为迁来的康氏聚落专门侨置了华山郡蓝田县。尽管我们不知道康植与康穆祖先是否有关联，但魏晋时期陇右粟特康氏的聚落势力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除了大规模的部族聚落迁徙外，有些粟特人因为经商、传教而经由陇右的移动则更为常见。敦煌长城烽燧T.XII.a遗址出土的粟特文第2号信札叙述了西晋末粟特人的贸易圈，其中提到的金城就属于陇右地区，而且从姑臧到洛阳、邺城的贸易也要穿越陇右。[12] 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13] 到十六国前凉末，他翻译的《光赞经》一直存放在凉州，“泰元元年岁在丙子（376）五月二十四日，此经达襄阳。释慧常以酉年（373）因此经寄互市人康儿，展转至长安。长安安法华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达襄阳”。[14] 朱雷认为前凉互市人康儿及前秦长安的安法华都是粟特人，[15] 当无疑义。释慧常通过康儿将《光赞经》从前凉姑臧辗转送到前秦长安，必然要经过陇右，但在十六国纷争之际，路途不畅，此经在途中过了三年才得以递达。
据《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之粟特文铭文记载，他的母亲康氏出生于Senpen，其父母于“亥年第六月第七日”在此地结婚。吉田豊考证亥年为519年，并将Senpen比定为“西平”，但又说“目前还很难解释为何在第一音节中会出现鼻音语素”。[16] 这一比定虽然为石見清裕、荣新江所采用，[17] 但北周并无西平郡，在这一带设置的是乐都郡，为鄯州之治所。[18] 王丁将Senpen比定为“新平”。[19] 新平郡在北魏隶属于泾州；[20] 西魏始置豳州，新平郡遂改隶于豳州；[21] 北周沿置，韩盛就曾出任新平郡守。[22] 笔者倾向于王氏的说法。《唐安令节墓志铭并序》亦记其“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18]109。[23] 安令节祖先的东迁路线与史君家族类似，都是从凉州武威经豳州新平再到达长安等地，应当是穿越了陇右地区。另外，《唐支英墓志铭并序》记载“其先陇西人。高祖因官洛阳，遂家焉，今为洛阳人也”，铭词中“长河东注，陇坂西临”。[24] 支英很可能是从中亚流寓到陇西的大月氏后裔，其祖父支爽、父亲支红分别仕于北周、隋代，推测其高祖在北魏时因为做官而举家从陇西东迁到当时的都城洛阳。
至于从陇右南下巴蜀的路线，学界探讨甚多。粟特及其他西域胡人无论是传教或经商，都利用这条道路。唐长孺根据《华阳国志》所载西晋皇甫晏讨伐白马胡，“胡康水子烧香，言军出必败”，认为有一部分康姓胡人从凉州南下进入蜀地。[25] 从讨伐对象是白马胡来看，康水子所走路线就是经由陇右南部（即今甘肃省陇南市）入蜀的。四川省博物院藏有一方造像碑，题记为“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483）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释玄嵩俗姓曹，可能是定居于河西的粟特僧人。该碑出土于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袁曙光认为“茂汶南齐造像碑的发现，证明从西北路沿甘南、茂汶一线进入川西地区”，[26] 这条路线也是沟通陇蜀之间的道路。
《隋书》记述陇右地区胡人众多，大多来自西域，于此定居。例如，卷53《刘方传》记陈永贵为“陇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亲爱之，数以行军总管镇边，每战必单骑陷阵。官至柱国、兰利二州总管”。[27] 陈永贵原本姓白，当是从西域东迁到陇右的龟兹胡人或其后裔。[28] 他被任命为兰州总管，亦在陇右范围内。卷61《宇文述传》亦云：“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29] 这些向宇文述贿赂金宝的陇右诸胡子弟，应当包括善于经商的粟特后裔，他们从事东西方之间的中转贸易，积聚了许多来自西域的珍宝，在陇右居停下来，有的甚至还要东去京城经商。宇文述把他们当为养子，从而获得了大量金宝。这些情况表明，隋代陇右有许多粟特、龟兹等西域胡人定居此地，从事中转贸易。
进入唐代，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廿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记载，安西四镇别将唐益谦带着其叔唐循忠之媵妾薛十五娘与奴、婢、作人及马、驴等一干人马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关、蒲津等关”。路由金城关、大震关，即是走丝绸之路陇右段的秦州路；路由乌兰关，则走的是皋兰路。薛十五娘在西州市场上购买了一位13岁的“胡婢绿珠”，[30] 带着她一起前往福州，也证实有西域胡婢经行于陇右丝路上。
二、陇右各地的粟特聚落
关于陇右粟特聚落的分布，从已有的研究看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粟特人研究的薄弱环节。随着20世纪末太原虞弘墓与21世纪初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粟特墓葬的出土，学者们才回过头来重视早年天水出土的同样类型的粟特石棺床。前述荣新江论文中列有陇右天水/秦州、西平/鄯州二地的粟特聚落，对陇右粟特人研究有开创之功，但所举资料较为有限，有些判定亦欠准确；霍巍考察了活动在青海道上的粟特人，[31] 也遗漏了不少西平粟特人的资料。至于陇右其它地区的粟特人状况，学界未作任何探讨，研究尚属空白。笔者从传世史籍、出土墓志、墓葬文物、石窟题记、敦煌文献及其它各种文物中搜集陇右粟特资料，仿照荣文体例，按地区逐一考述如下。
1、天水/秦州
天水是秦州路上的重要城镇，东来西往的粟特人或其后裔大多要经由此地，甚至定居下来。这不仅在传世史料中留下了一些记录，而且也为今天水市及其所辖诸县发现的文物所证实。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1“史”条追述到“后汉汉阳太守史充，领护羌校尉”。[32] 东汉的汉阳郡，原名天水郡，汉明帝时改曰汉阳。史充年代颇早，族属难以遽断。到十六国前凉末，《三十国春秋·简文帝》记载东晋“太元元年（376），凉亡。凉天水太守史稜暴疾死”。[33] 史氏是前凉在河西新设建康郡的粟特大姓，笔者颇疑这位天水太守史稜也是粟特人，[34] 从其所任官职来看，地位甚高。
北魏政府大力招徕四夷，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特别是对西域诸国的招引最为有力。《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云：“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掀起了包括粟特在内的西域胡人的来华高潮。卷4《城西》记载：
（元）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35]
史载北魏后期，元琛“出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求欲无厌”。[36] 他利用出刺秦州的便利机会，遣使前往西域，求取名马，大肆搜罗珍宝。在向宗室陈列展览的宝器中，有金瓶、银瓮、瓯、檠、盘、盒及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巵等酒器，都是来自西域的珍奇宝物。参照《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所记“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37] 以及罗丰对固原李贤墓出土北周鎏金银胡瓶的考证，认为“‘西胡’大约是指中亚粟特人，作为礼品将金胡瓶献给张轨，以求安全通过这一地区以进行贸易”，[38] 则北魏秦州刺史元琛所获的西域宝器也极可能是粟特人贩运到秦州的。
到了唐代，《唐罗公夫人秦州米氏墓志铭并序》记载米氏之父为“西域米国故长史，贵号禀那，天宝初远从贤王来朝上国，玄宗奇之，俾有司厚礼，每事加等，因遂远留不归”，“其赞善宗祖亦西域名王贵种”，“发源西域”。[39] 墓志标题中称其为秦州米氏，显然是米禀那东来途中，曾在秦州居停，甚至取用了秦州天水之郡望。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2、3龛有天宝十二、十三载（743-744）有“天水郡人康伏涣一心供养”之题记，[40] 他著籍于天水，来到炳灵寺石窟礼佛。《唐石崇俊墓志铭并序》云：“府君以曾门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41] 石宁芬为石国大首领，其家族从西域入华以后，“寄家于秦”，这固然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定居在中国或三秦大地，但最合适的解释应该是在秦州一带，后来又西迁到张掖郡。
有些墓志显示粟特人在秦州任职，如《唐曹惠琳墓版文》称其“本望敦煌康氏也。曾祖锽，秦州清德府果毅”。[42] 曹惠琳幼时过继给舅父曹元裕，故其姓从康改为曹，这是粟特人内部的联姻。前述米氏成年后嫁给罗公，荣新江曾举出一位与康氏通婚的《唐罗甑生墓志》，称其“ 日光，任秦州都督”，并说“罗姓可能也是出自粟特某国”，罗日光担任秦州都督，“很可能是因为当地有不少胡人，所以才任用胡人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43] 一般认为，罗姓大多出自吐火罗，是否还有出自粟特尚待考实，[44] 但罗甑生与粟特康氏联姻，显示了这位秦州都督与粟特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982年，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出土了一套带有围屏的石棺床，该类型的石棺床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八处，是北朝后期至隋代典型的粟特墓葬棺椁。[45] 屏风中刻绘的图像展现了一些头发卷曲、高鼻深目的胡人样貌，尤其是天水市博物馆编号为“屏风9”，上面坐着三位胡人，中间有两个兽头，口中流淌美酒，下面有两个大瓮盛接，瓮旁是椭圆形的平底盛酒器。姜伯勤认为，此盛酒器就是粟特地区祭祀祆教司掌星辰雨水的“得悉神”所用之叵罗，并将此图与敦煌文献《安城祆咏》中的“朝夕酒如绳”进行结合论证；他还讨论了“屏风10”中的红日与满月图像，认为是祆教崇拜日月的习俗，阐述了太阳神密拉特与“屏风1”中的来通、随葬品中的石枕，都强调了它们蕴含的粟特及祆教因素。[46] 在石棺床前的左右两脚附近，摆放着五个石雕乐伎坐俑，“深目浓眉，高鼻鼓腮”，[47] 分别吹奏着横笛、贝蠡、排箫、笙及弹奏琵琶。林健探讨了这些乐伎胡俑的左衽服 饰。[48] 随葬品中有一件鸡首瓶，绿黄色釉陶，是沿着丝绸之路从西方传来的一种胡瓶。[49] 天水市甘谷县出土了一件三彩凤首壶，[50] 与鸡首瓶形制类似，但更加精致美观。尽管天水粟特石棺床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风格特征，但最显著的仍是这些大量的粟特及祆教因素。[51]
2002年，在这座粟特墓葬西南不到30m处又发现另一座同类墓葬，惜石棺床流失海外，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52]
据天水市四中刘大有介绍，他收藏了东罗马拜占庭金币与波斯萨珊银币各一枚。金币出土于天水市清水县，直径2.1cm，厚0.1cm，重4.5g，周围有切割痕迹。正面为头戴王冠的福卡斯半身像，冠顶有小十字架，右手所托球体上有十字架，上围大半圈有铭文，夏鼐释作“我们的主上福卡斯，长生不老的至尊”；背面为一带翅的胜利女神像，两手皆执十字架，脚底座下有铭文，意为“印铸于君士坦丁堡”。银币是在天水城壕旧货市场收购的，直径2.9cm，厚0.025cm，重5g。正面是头戴王冠的卑路斯半身像，冠顶有新月并托一圆球，脸前到肩部有一行钵罗婆文，意为“主上卑路斯”；背面饰以祆教祭坛火焰，两侧为新月、星星及相向而立的祭祀各一人，亦有铭文。[53] 这些拜占庭金币、萨珊银币显然是来自西域的丝路胡商在中转贸易时遗留下来的。据荣新江考证，“在北方丝路沿线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和少量的东罗马金币，应当是粟特人贸易的印证，而不是钱币源出国的波斯人和拜占庭人”。[54] 北周时河西通用西域金银之钱，[55] 处在河西与长安之间的陇右是粟特商人的必经之地，在这里发现拜占庭金币与萨珊银币是非常自然的。
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是秦州所辖之县，在唐代 曾两度成为州治，[56] 这里也是粟特胡人的居住区。《唐安怀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史氏，陇西城（成）纪人也。灵源淼淼，镜德承之□清；崇□岁□，究岱宗之峻极。祖盘陀，唐任扬州新林府车骑将军、呼仑县开国公”。[57] 无论是从安、史两家联姻，还是从史盘陀的姓名及其所封呼仑县开国公的爵位，都有助于断定他们是粟特人。墓志中的“陇西”一词，当是取法古义，用的是秦汉时期的郡名；[58] 而到了武周时期，成纪县隶属于秦州，安怀之妻史氏实为秦州成纪县人。
1965-1966年，秦安县叶堡公社杨家沟1号墓出土了一些胡人牵马、牵驼俑和骑马俑，造型精美。在这些牵马、牵驼俑中，有的头戴胡帽，有的头发卷曲，皆为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有一身三彩骑马男俑亦为胡貌，尤其是他的连鬓胡须极为醒目。该墓耳室甬道口发现一块刻字砖，上书“□（秦）州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及“石函盖藏金”等字样。[59] 上面提到成纪县有粟特史氏居住，所以此墓出土胡人俑也不足为奇。这些胡人从西域来到这里，主要目的是为了经商营利，死后把赚到的金钱埋藏起来，这跟粟特人善于经商、胡人死后藏宝正相符合。他们到了秦州成纪县后，乐不思归，遂在此地定居下来，并被政府编入乡里，成为安乐乡安乐里的编户百姓。
2、陇西/渭州
《通志·氏族略二》“夷狄之国”条有米氏，下注：
西域米国胡人也。唐有供奉歌者米嘉荣，五代米至诚。望出陇西、高平。[60]
米嘉荣是米国胡人，擅长歌唱，体现了粟特民族的音乐特征。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61] 米嘉荣除了擅唱凉州音乐外，还蓄染髭须并且成为后人效习的时尚，显示出他的粟特胡貌及胡风影响。从其所唱凉州音声看，应该是从中亚米国先东迁到河西，再进一步徙至陇西，甚至形成了陇西米氏的郡望。对于入华粟特人的郡望，我们以前较多地关注河西诸郡及京兆郡望，而陇西米氏及下文所言西平曹氏又为粟特郡望提供了重要补充。
史载，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夏四月己亥，大猎于陇西。壬寅，高昌、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62] 隋炀帝为什么要在陇西郡举行狩猎军演并召见外邦使节呢？这应当与此地有大量胡人居住有关。隋炀帝次子杨暕为雍州牧，追求声色狗马，曾派亲信“（厍狄）仲锜、（陈）智伟二人诣陇西，挝炙诸胡，责其名马，得数匹以进于暕”。[63] 这些在陇西养马的胡人应当包括粟特人。[64 遣使至陇西朝见隋炀帝的各个国家中也都有粟特人，尤其是粟特人作为外交使节与商人的现象十分突出。荒川正晴根据吐鲁番文书对高昌国中的粟特使节论之甚详；[65] 敦煌文献记载隋末唐初，伊吾为石万年率领的粟特胡人所据；[66] 北朝末，吐谷浑向北齐派遣了一支以粟特为主的庞大商队。[67] 大业初，隋炀帝曾命裴矩在河西走廊招徕西域诸胡，[68] 所以当他在609年出巡河陇时，高昌、吐谷浑、伊吾使节就来到陇西来朝见。隋炀帝在这里举行狩猎军演活动，目的就是展示帝国威力，想从军事上震慑吐谷浑及西域诸国。
《唐史怀训墓志铭并序》云：“祖静，宇文朝开府仪同三司、泾州总管、原兰河渭等六州诸军事、六州刺史”，[69] 称其为“济北人也”，而《唐史善法墓志铭并序》亦载其为“济北郡人也”，两者姓氏、籍贯相同，尤其是后者提到“夫人康氏”，[70] 史、康二氏为粟特内部通婚，故知史静家族为粟特人无疑。史静出任原兰河渭等六州诸军事、六州刺史，这些州大多位于陇右道，其中包括渭州，亦即陇西郡所在区域。
1998年，陇西县人大常委会牟世雄从当地农民手中搜集到一枚金币，直径1.8cm，厚0.5cm，重2.306g，剪边并有磨损。正面是戴盔插翎的王者像，上围有铭文；背面为胜利女神像，右手持长柄十字架，身背双翅，周围有铭文。甘肃省钱币学会康柳硕鉴定为拜占庭狄奥多西斯二世时期的金币，[71] 这也为陇西粟特人使用拜占庭金币从事贸易提供了证据。
十六国时期，前赵刘曜派遣军队西攻前凉张茂，“临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河西大震”。[72] 当时，临洮为陇西郡的属县。[73] 西秦后来控据临洮等地，其政权中有许多翟氏人物，如相国翟勍、尚书左仆射翟绍、吏部尚书翟瑥、[74] 南安太守翟承伯，[75] 几乎控制了西秦的中枢机关，权势极大。一般认为，西秦翟氏出自丁零，[76] 但近年也有学者推测为粟特人。[77] 如果说翟楷的族属尚不能判断必为粟特的话，那么石琮出自粟特的可能性则极大。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列有三处石氏，出自鲜卑、粟特二族，其中尤以粟特居多。[78] 翟楷、石琮率众驱逐前凉临洮县令，可见此地丁零、粟特等胡人的势力不可小觑。
3、金城/兰州
有关兰州的粟特人记录较为少见，但也不是全无踪迹可寻。敦煌出土粟特文第2号信札说到西晋时粟特人的贸易圈时曾提及金城。兹引录毕波根据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释读的译文于下：
从敦煌直到金城，在……卖，亚麻布正在销售（卖得很好？），而且无论是谁弄坏了（织物？）或那些（尚）未被带（到市场）（？）或（尚）未拿走的raghzak，还都[可以]（？）全部卖掉……还有，老爷们，至于我们——住在从金[城]（？，〈也可以复原成“姑臧”〉）直到敦煌的（地区的）这些人，无论是谁——我们（仅仅是）保住了性命。[79]
该信是入华粟特代理商那你槃陀（Nanai-vandak）写给在撒马尔罕的主人拔槎迦（Varzakk）的。从信的内容可知，西晋后期粟特人以姑臧为大本营，建立了西起撒马尔罕、东至洛阳以东的贸易网络，其中金城是出了河西走廊往东的首站重镇。
西晋灭亡前后，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代，粟特人在兰州一带获得长足发展。《唐康续墓志铭并序》追述道：“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80] 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五凉境内有一个跨据全凉的“康国”，在金城等地形成军事聚落，拥有一支多达万人的骑兵武装，势力极大。不知这个康国与三国时凉州诸国王所遣之康植军队是否有关联，但粟特康国人从中亚大批移居到河陇，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前揭《唐史怀训墓志铭并序》记载，粟特人史静为北周原兰河渭等六州诸军事、六州刺史，其中就包括了兰州。到隋代，韩擒虎曾“以行军总管屯金城，御备胡寇”；其弟僧寿，“突厥甚惮之。[开皇]十七年（597），屯兰州以备胡”。[81] 隋代河陇一带粟特胡人众多，势力甚大，兰州金城郡附近的胡人或许也包括了粟特人。
《前定录》记载：“永泰（765-766）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年少时得病，出家后居太行山四十年。某日有二客来访，其中一人名姚邈，道昭对他说“有疾勿令胡人疗之”。姚邈后来“得疾，服妪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82] 道昭俗姓康，出家为僧，善知占验之事，能够预言三十年后岭南胡女行骗之事，其本人当亦为粟特胡僧，自云兰州人当是他或其家族入华后曾经居住之地。
4、大夏/枹罕/河州
北魏后期，朝廷使节出使西域，多取道河州，[83] 西域胡人来到此地者当亦不少。甘肃省临夏市出土的《北周石兰靖墓志》云：“祖延，便弓马，从魏道武西征，任统军，留镇枹罕，因而家焉”；墓主本人在北魏“永熙二年（533），任洪河郡守。至大统二年（536）中，授都督，任河州”，北周天和三年（567）去世以后，“葬于枹罕县广大原”。[84] 如前所言，胡姓石氏主要有鲜卑、粟特二族，尤以粟特居多，石兰靖家族或即粟特人。北魏道武帝时，石延随从西征，出任统军并留镇枹罕，遂在当地定居下来；其孙石兰靖在北魏末为洪河（和）郡守，[85] 西魏初升任河州刺史，均任职于本地，颇有势力。上文提到的粟特人史静在北周时亦曾出刺河州。
位于河州境内的炳灵寺石窟中，有一些供养人像从姓氏上看，似为昭武九姓及其他西域胡人姓氏，如康、安、曹、石、史、何、毕及翟、罗、支、昙摩等氏。尽管不能全凭姓氏来判定他们的族属，但却可以证实在丝路要冲河州一带必有来自西域的胡人或其后裔，尤其是像“□国大禅师昙摩毗”明显为天竺僧人。[86] 第126窟窟外门顶上方有阴刻题记：“大代延昌二年岁次/癸巳（509）六月甲申朔十/五日戊戌，大夏郡武/阳部郡本国中政（正）曹/子元造窟一区，仰为/皇帝陛下、群僚百官、/士众人民、亡世父母、/所生父母、六亲眷属，/超生西方，妙乐回生，/含生之类，普同福□”。[87] 大夏郡为前凉张骏始置，隶属于河州，北周改称枹罕郡；[88] 武阳部郡，其意不明，西魏曾在武都设置武阳郡，[89] 或许为其前身。曹子元担任大夏郡武阳部郡本国中正，是当地有势力的豪族大姓，然不知是否为粟特人。
到了唐代，炳灵寺石窟中的西域胡人题记渐趋增多，愈加显示出该寺在丝绸之路东西交通中的地位，来此进香礼拜者往来不断。兹据《中国石窟 永靖炳灵寺》一书所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将有胡姓嫌疑的人物题记列表于下：[90]
表中出现了何、康、史、昙摩、安、罗、翟、石、支、毕等氏，他们当然不一定都是胡人或其后裔，但这些姓氏在西域都有存在，包括粟特昭武九姓，如康承献又见于《唐康令恽墓志铭并序》：“嗣子积石军副使、昭武校尉、右骁卫翊府中郎将内供奉、上柱国承献”，[92] 据福岛惠钩沉探析，康承献家族为世代居住在以西平为中心的陇右粟特人，其动向也已大体考清，除了积石军副使外后来还曾担任陇右同经略副使、宁塞郡太守；她甚至推测，第148窟外壁所刻《灵岩寺记》中与康承献并列出现的何献鼎、康思暕、康胡子、史元信很可能也是粟特人。[9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大多来自河州以外地区，如第148窟龛外《灵岩寺记》中的何献鼎等人来自朝廷及各州，因为参加和蕃使团而途经炳灵寺；第169窟中的昙摩毗是天竺国大禅师，康伏涣、支院都是天水郡人，罗尚锦、翟奴分别来自鄯州、敦煌，他们都是到炳灵寺石窟来进香礼拜的。明确属于河州枹罕本地的只有毕□客，可能出自中亚毕国，该国是安国的附属国，在其西百余里，[94] 亦信奉祆教，蔡鸿生将毕国也列入昭武九姓胡；[95] 安□□□，阎文儒、王万青录作“安钝严子”，[96] 名前只冠博士身份，未言籍贯，亦当为本地人，从其姓名来看似为粟特人。[97]
5、仇池/成州
成州始置于唐代，“州南八十里仇池山”，[98] 也就是说成州位于古仇池国一带。早在389年后凉吕光称三河王时，“光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至自仇池”，史籍中还记载到吕光的外甥石聪，可见吕光不仅娶妻石氏，而且其姊妹亦嫁给石家，双方之间互相结为姻亲。此外，后凉政权中还有西安太守石元良。[99] 作为氐族吕光的后族，石氏究竟是何族属呢？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84《后凉录·光妻石氏》记其为“略阳氐人也”，[100] 唐长孺、魏军刚亦持此说，[101] 认为双方是氐族统治集团的内部婚姻。然而，屠、项辑本没有注明史料来源，所记吕光妻石氏为略阳氐人是否准确，尚可存疑，[102] 吴玉贵就怀疑石氏、石聪、石元良为粟特人，[103] 是很有见地的。
前揭《北周石兰靖墓志》记其于北周武成“二年（560），除甘州刺史、仓泉县开国公”。《隋书》卷29《地理志上》汉阳郡上禄县下注曰：“旧置仇池郡，后魏置仓泉县”。[104] 石兰靖被封为仓泉县开国公，可能跟仇池地区有粟特人居住有关。
此外，《唐康固墓志铭并序》记其“夫人赵氏，成州刺史之长女也”。史睿认为康固是粟特人，曾在西州、易州做官，并云：“康固在西州任职，很可能反映了唐朝政府任用入籍粟特人来管理西州粟特聚落的史事”。[105] 若此说不误，康固娶成州刺史之长女赵氏为妻，这位粟特人或许与成州也有着某种关联。
6、西平/鄯州
《太平寰宇记》卷152“凉州”条云：
姓氏：平西（西平）郡二姓：申屠、曹。[106]
敦煌文献P.3718《曹盈达写真赞并序》称其为“西平郡曹公”，[107] 西平（今青海省乐都县）当指其郡望。西平郡之有曹氏，或许与西晋时曹祛出任西平太守有关。308年，凉州刺史张轨患染风疾，口不能言。当时，以敦煌张镇、张越兄弟为首的河西豪族联合起来企图取代张轨，史载“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代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袪（当作“祛”）为西平太守，图为辅车之势”。[108] 王隐《晋书》记载“张轨为凉州刺史，敦煌曹祛上言轨老病，更请刺史”，[109] 可知曹祛为敦煌人，官至西平太守。《唐曹谅安氏夫妇墓志并序》云：“君讳谅，字叔子，济阴定陶人，晋西平太守曹祛之后也”。[110] 从曹、安二氏联姻来判断，志主夫妇当是入华粟特人之后裔。荣新江亦持此论，不过他说“由这方墓志我们可以知道有曹姓粟特人入华后的著籍地在西平”，[111] 则欠准确。曹祛实为敦煌粟特人，西平是他的任职地。墓志称曹谅为济阴定陶人，当是其祖、父仕于北齐而迁居该地之故。
进入后凉，西平太守康宁起兵反抗吕光。《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云：“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屡遣讨之，不捷”。[112] 後藤勝在《论河西王国的性质》一文中设有《五凉王国与西域胡人》一节，所列昭武九姓四人中即有康宁。[113] 中国学者也基本上认为康宁是粟特人。[114]《北史》卷97《西域传》“粟特”条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115] 粟特人康宁自称匈奴王，可谓是其来有自。后来张掖太守彭晃谋叛，“晃东结康宁，西通王穆”。[116] 吕光果断向西出兵，一举镇压了彭晃、王穆，但对西平太守康宁似无如之何，大概是因为康宁在河湟地区势力较大。前揭《唐康续墓志铭并序》中提到的“金城”与西平毗邻，“沙塞”或指青海荒漠地区，[117] 对于这个号称跨据“全凉之地”的康国，陈国灿说“如果理解成在十六国期间，康居集团及其武装的足迹遍及五凉政权各地，也无不可”。[118] 墓志的话语虽有夸大之嫌，但这个以金城、西平及青海地区为中心的康国，势力极大，与后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甚相符合。
397年，南凉国主秃发乌孤自称西平王，在攻克后凉金城郡后，又“降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这些聚集在祁连山以南湟水流域的胡人，或许与康宁所统之粟特武装聚落有关。秃发乌孤的政府班子中有“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119] 史暠曾出使后秦都城长安，体现了粟特人常为使节的特点。秃发乌孤还有两位部将石真若留、石亦干，从名字上看为胡人无疑，学界大多视作为粟特人，如唐长孺即云“当是出于西域之秦、凉胡人”，[120] 陆庆夫亦说“极大可能是西域石国胡人”。[121] 不过，鲜卑人常用“亦干”为名，如与南凉石亦干同时代的代北鲜卑人长孙肥，其弟名亦干，孙名乌孤，名字与南凉秃发乌孤、石亦干完全相同。《北史》卷98《宇文莫槐传》记载到“骁将涉亦干”，[122]“涉”、“石”音近，“涉亦干”或即“石亦干”，似可证明石亦干为鲜卑人，而非粟特人。
北魏是粟特人东迁来华的重要时期，到西魏、北周时其后裔已经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有些爬升至鄯州刺史。《唐安万通墨书砖头墓志铭》追述道：“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大魏初王，君高祖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子孙频让冠带，□□□□□□□华阴县开国公、鄯州刺史。父巡，隋任上开府、通议郎”。[123] 安但在北魏初奉使来华，担任摩诃萨宝，是粟特聚落的首领。从安巡仕于隋朝来看，其父出任鄯州刺史当在西魏或北周时。固原出土的粟特史氏墓志也记载其家族人物连任鄯州刺史，世袭西平郡公。《唐史索岩墓志铭并序》云：
公讳索岩，字元贞，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曾祖罗，后魏宁远将军、西平郡公、食邑八百户。识度恢弘，风神宏邈。早申明略，夙著忠鲠。祖嗣，镇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袭爵西平郡公，鄯廓二州诸军事、鄯州刺史。父多，周三命上士、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左卫掌设府骠骑将军。
《唐史道德墓志并序》亦云：
公讳道德，字万安，其先建康飞桥人事（氏）。……远祖因宦，来徙平高，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曾祖度，河、渭、鄯三州诸军事。祖多，随开府仪同、左卫安化府骠骑将军。
又《唐史道洛之墓志铭》云：
公讳道洛，原州平高人也。……祖多悉多，周鄯州刺史、摩诃萨宝。[124]
原州平高史氏来自河西走廊上的建康飞桥，其实就是从中亚史国东迁而来的粟特人。[125] 元魏时期，史罗、史嗣（又曰史度）父子被封为西平郡公，这种封爵世袭现象透露出该家族与西平郡有着密切关系。西魏时，史嗣担任鄯廓二州诸军事、鄯州刺史；到了北周，史多悉多亦任鄯州刺史、摩诃萨宝。荣新江甚至认为“史索岩家的郡望在西平”，“史索岩一家是经过河西走廊的建康，先到西平，然后再到固原的”。[126] 其实，史索岩家族的郡望当为建康，而非西平，鄯州西平只是粟特史氏的世袭任职地，但荣氏揭出该家族从建康飞桥经西平到原州平高的迁徙路线，却颇具启发意义。
到了唐代，武威粟特后裔安忠敬出任鄯州都督。《唐安忠敬神道碑》称其为“武威人也。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迁左司御率、兼河西节度副大使、临洮军使，转鄯州都督，使如故”。[127]《唐翟舍集墓志铭并序》记其亦为武威姑臧人，但又说“西平膏壤，右地名族”，当是从西平迁到了武威。从其“曾祖呼末”之名看显然是个胡人，“夫人安氏，凉国公之孙也。出自名家，宜乎贵室”，据考凉国公是隋末唐初的武威粟特显贵安兴贵，[128] 亦即安忠敬的祖父。从西平迁至武威的翟舍集娶鄯州都督武威安忠敬的姊妹为妻，说明粟特人在包括鄯州西平郡在内的整个河陇地区势力极大，同时流行胡人内婚制。[129] 志文又云：“夫子贵母尊，竟登荣于石峁。湟川叛逆，青海纷拏。元子勇冠三军，功加五品，因授姑臧县太君”。[130] 翟舍集的长子翟元节曾在湟水流域与青海地区参加对吐蕃的战争，其母安氏因子立功而被封为姑臧县太君。
《唐康令恽墓志铭并序》云：“祖慈感，孝廉擢第……解褐西平郡掾曹。且鸿渐有阶，而骥足未展。官卑未能利俗，禄薄其可代耕”。[131] 康慈感以孝廉擢第，出任西平郡掾曹，官位虽不甚高，但西平粟特康氏已经浸染儒家文化，并成为当地官府中的成员。
作为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重要据点，西平向来是入华粟特人及其后裔的聚居地与经行之所。[132] 1956年，西宁市城隍庙街出土了76枚银币，一面是头戴新月冠的王者肖像，脸前冠后都有钵罗婆文铭文；另一面有祆教拜火祭坛，两侧各站一名祭司，祭司的背后印有不同的铭文。夏鼐认为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时期的银币，并说：“由第四世纪末到第六世纪时尤其是第五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时代），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的。这个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地位的重要在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现在这一大批第五世纪的波斯银币在该地发现，更可替我们增添实物的证据”。[133] 如前所言，丝路沿线出土的萨珊银币是从事中转贸易的粟特人携来的，西宁出土大量银币正是他们来华贸易的明证。[134]
7、宁塞/廓州
上文说到，粟特人史嗣为西魏鄯廓二州诸军事、鄯州刺史，其中就提到了廓州。前揭《唐康令恽墓志铭并序》记其“西蹈积石，扼犬戎之喉”；“嗣子积石军副使、昭武校尉、右骁卫翊府中郎将内供奉、上柱国承献”。积石军属廓州管辖，“在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仪凤二年（677）置。西临大涧，北枕黄河”。[135] 由此可知，康令恽父子都曾在廓州及其所辖的积石军一带活动。天宝十三年（754）三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破吐蕃有功，得到唐廷嘉奖，其部下诸将纷纷加官，其中就有“陇右同经略副使、右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宁塞郡太守康承献”，[136] 宁塞郡即廓州，位于防御吐蕃的前线要地。康承献担任宁塞郡太守，同时兼领陇右军务，这位陇右本地的粟特后裔成了唐朝对付吐蕃的重要力量。
另据《武周康郎墓志铭并序》记载，他“以神功（697）之岁，被积石军大使别奏充行，山路迢迢，蜂飞万里；河源眇眇，蚁聚三秋。公暂摧锋，边隅一静”；后来“又奉恩敕，差充积石军子总管。提剑前驱，扫风尘于塞表；横戈后骑，用砂漠之余氛。未有月余，贼徒雾散。功逾车骑，效越伏波。未叙之间，俄然遘疾”。[137] 康郎为魏州贵乡人，望称颍川，当是定居在中原的粟特人，但他两度在积石军作战，官至子总管，也驻戍在防御吐蕃的军事前线。
三、结语
粟特人从中亚来到河西走廊，再经陇右到达京城长安及中原内地。目前的资料显示，河西与长安是粟特人的主要居住区域，甚至在这些地方形成了郡望，[138] 而处于其间的陇右地区，粟特势力总的来说并不凸显，长期以来乏人关注。但另一方面，作为连接丝绸之路河西与长安的中间地带，我们又可以想像得出粟特人在陇右穿梭经行的景象，只不过史籍记载与出土文物较少而已。也正因此，学界对丝绸之路陇右段的粟特人研究显得极为薄弱，以至于河西与长安之间的关键一环有所缺失。
本文就是为了弥补粟特研究中的这一缺环而作。如前所说，陇右虽然是山川河谷之地，但却是通往四方的交通枢纽，尤其是秦州路、皋兰路贯穿丝路东西，南北交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亦颇为引人注目。在这样的交通背景下，笔者从传世史籍、出土墓志、墓葬文物、石窟题记、敦煌文献及其它各种文物中，钩稽了秦、渭、兰、河、成、鄯、廓等七州境内的粟特资料，尽可能地展现出中古时期粟特人及其后裔在陇右的聚落分布与活动状况。虽然这些资料还显得比较零散，多寡不匀，并不全面，但是把它们串联起来进行综合观察，也能勾勒出粟特人在陇右地区的大致面貌。尤其是一些出土文物，如天水石马坪粟特石棺床、秦安杨家沟胡人俑、永靖炳灵寺石窟中的昭武九姓供养人题记、甘谷凤首壶，以及天水、清水、陇西、西宁等地出土的金银币和各种粟特人墓志，与传世史籍记载的粟特资料结合考察，将陇右粟特人的聚落分布与生活面貌较完整地呈现出来。
从以上对陇右粟特人的探讨来看，早期在这里形成了军事性聚落，如三国时期的康植、后凉西平太守康宁等，都曾自称王侯，甚至拥有“万骑”兵力。西晋到刘宋时期的康穆祖先，拥有三千余家的庞大聚落，势力相当可观。粟特聚落有自己的首领即萨保，如鄯州刺史史多悉多即为摩诃萨宝。粟特人善于经商，无论是史籍所载在陇右从事中转贸易或牧马卖马的胡人，还是北魏秦州刺史元琛所获的大量西域宝器，都是充分的证明。特别是敦煌粟特文信札所记粟特商人那你槃陀到金城郡等地销售亚麻布、秦安杨家沟墓葬精美绝伦的胡人俑及刻字砖所显示的藏宝意涵，以及陇右各地出土的金银币，都展现了粟特人在陇右开展的商业贸易状况。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陇右粟特郡望的形成，得到了全国社会的承认，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有些粟特人或其后裔当上了刺史、都督、太守、掾曹、镇将、果毅都尉、别将与节度副大使、军使、副使、监牧使、营田使等地方上的各级军政官职，表明他们已在政治与军事上参与到国家政权之中。本文对陇右粟特人的勾勒与展现，填补了粟特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并将成为今后相关研究的基础。
附记：2016年1月25日至2月1日，笔者主持的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历史研读班第27期前往陇右，即甘肃省天水、陇南、定西三市考察研讨，踏查秦安县杨家沟、天水市石马坪墓地，在甘肃省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及秦安、甘谷、陇西县博物馆观摩文物，并在天水师范学院宣读本文，得到诸班员及与会师友的批评指正，在3月13日研读班第28期上博士生魏军刚又补充了几则资料，特致谢忱！
注释：
[1] 刘昫等《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30-1639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中，“成州”入山南西道，“武州”作“阶州”，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5-1036、1042页。
[2]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9页。
[3]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7-169页。
[4] 冯培红《昭武九姓与河西郡望》，《读者欣赏（理论版）》2012年1月下，第64-66页。
[5] 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凉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1019页。
[6] 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凉州”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册，第2936页。
[7] 严耕望认为“皋兰路”是“乌兰路”之误，见《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344、353页。
[8] 亦曰“青海道”或“吐谷浑道”，见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9] 陈寿《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5页。
[10] É.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 p.66.
[11] 姚思廉《梁书》卷18《康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90页。
[12]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M. G. Schmidt, W. Bisang & M. Grein et al.(eds.),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mber 2001 ,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1, pp.268-269.
[13] 释僧祐著，苏晋仁、萧錬之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8页。
[14] 释僧祐著，苏晋仁、萧錬之点校《出三藏记集》卷9《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第三》，第332-333页。
[15] 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7-336页。
[16] 吉田豊《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34页。另参吉田豊《西安出土北周〈史君墓誌〉ソグド語部分訳注》，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东京：汲古书院，2014年，第94-101页。
[17] 石見清裕《西安出土北周〈史君墓誌〉漢文部分訳注·考察》，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东京：汲古书院，2014年，第84-85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2007年，第168页。
[18]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4-815页；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2《陇右》，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上册，第206-207页。
[19] 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35-236页。
[21]《隋书》卷29《地理志上》，第810页；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1《关中》，第84页。
[22] 令狐德棻《周书》卷34《杨摽附韩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593-594页。
[23] 孙兰风、胡海帆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24]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25]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423页。
[26] 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第67-71页。
[27]《隋书》卷53《刘方传》，第1359页。
[28] 冯承钧《再说龟兹白姓》，《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64-175页。
[29]《隋书》卷61《宇文述传》，第1466页。
[30]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6-270页。
[31]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4-98页。
[32] 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33] 萧方等著、汤球辑补《三十国春秋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1页。
[34] 冯培红《粟特人与前凉王国》，《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X，2015年，第166-167页。
[35] 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卷4《城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32、164-165页。
[36] 李延寿《北史》卷19《文成五王·河间王若附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7页。
[37]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三·瓶》，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册，第3365页。
[38] 罗丰《北周李贤墓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39] 图版、录文见张海主编《张海书法艺术馆藏石刻选》，张海书法艺术馆，2015年，第159、209-210页。
[40] 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41] 张宁、傅洋、赵超、吴树平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附辽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册，第23页。
[42] 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册，第159页。
[43]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页。
[44] 王腾将内迁的西域罗氏归为吐火罗势力圈说、粟特系统说、印度说、于阗说四类，再加上鲜卑、突厥和汉族的罗氏，足见罗氏的族属极为复杂。见其《隋唐五代西域罗氏流寓中国与敦煌罗氏家族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34-692页。
[45] 相关的介绍参荣新江《粟特与突厥——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西北民族论丛》第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葛承雍《北朝粟特人大会中祆教色彩的新图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堂解析》，《文物》2016年第1期，第71-84页。
[46] 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像研究》，《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21页。
[47]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第46-54页。彩色图版见李宁民主编《历史的记忆——天水市博物馆历史文物基本陈列》，北京：中国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48] 林健《甘肃出土的隋唐胡人俑》，《文物》2009年第1期，第72页。
[49] 杨瑾《说唐墓壁画中的胡瓶》，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51-266页。
[50] 图版见《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编辑委员会编《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图181。
[51] 安尼塔·朱里安诺、朱迪斯·勒内著，陈永耘译《根据新近的发现对美穗（Miho）石榻的再认识》，《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88-296、298页图3。
[52] 屈涛《出生证：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法文版〈石屏，野蛮睡眠〉一书的另外一种“读后感”》，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下册，第368-380页。
[53] 以上对两枚金、银币的介绍，参刘大有《丝路骑车访古觅币录》之《浅谈波斯萨珊朝银币》、《甘肃天水新发现一枚东罗马福卡斯金币》，中国泉友丛书编委会自印本，1992年，第25、40-44页。
[54] 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6页。最新的详细论述见荣新江《丝路钱币与粟特商人》，《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0-248页
[55]《隋书》卷24《食货志》，第691页。
[56]《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云：“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地震徙治成纪之敬亲川；天宝元年（741），还治上邽；大中三年（849），复徙治成纪”，第1040页。
[5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45-846页。
[58] 唐代（含武周）的陇西郡即渭州，下辖襄武、渭源、陇西、鄣四县，并无成纪县。这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析置天水郡以来即是如此。
[5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4期，第74-76页。个别彩色图版见《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第163页图124。
[60] 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上册，第74页。
[62]《隋书》卷3《炀帝纪上》，第73页。
[63]《隋书》卷59《炀三子·齐王暕传》，第1442页。
[64] 关于粟特人与牧马业的关系，参山下将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国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号，2008年，第539-569页。
[65] Arakawa Masaharu, “Sogdians and the Royal House of Ch‘ü in the Kao-ch‘ang Kingdom”, Acta Asiatica , 94, The Tōhō Gakkai, 2008, pp.67-93.
[66] S.367《沙州伊州地志》云：“大业六年（610），于城东买地，置伊吾郡。隋乱，复没于胡。贞观四年（630），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我唐始置伊州”。见周绍良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67]《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传》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第913页。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载《文物》2005年第3期）第49页用这条材料分析了粟特商队的规模。
[68]《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78-1580页。
[69]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56页。
[7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016页。
[71] 牟世雄《甘肃陇西发现一枚拜占庭帝国金币》，《考古》2001年第12期，第88页。
[72] 房玄龄等《晋书》卷86《张轨附子张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1页。
[73]《晋书》卷14《地理志》，第435页。
[7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429）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810页。
[76]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8、180页。
[77] 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北朝隋唐粟特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2007年，第166-167页。陈菊霞《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第40-48期。Akagi Takatoshi, “The Genealogy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Guiyijun from Cao Family”, Irina Popova and Liu Yi(ed.),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pp.8-10.
[78]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155、381-384、416-417页。
[79]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mber 2001 , pp.270-271. 汉译文参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第83页。
[80] 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册，第43页。
[81]《隋书 》卷52《韩擒虎传》，第1341-1342页。
[82]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50《定数五·道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4册，第1083页。
[83] 据《魏书》卷32《高湖传》记载，高徽在延昌（512-515）时“使于嚈哒，西域诸国莫不敬惮之，破洛侯、乌孙并因之以献名马”；神龟（518-520）时复“使嚈哒，还至枹罕”；该传又记，高昋“与叔徽俱使西域，还至河州”，第754页。
[84] 张维《陇右金石录》，兰州：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1943年，第41-42页。
[85]《魏书》卷106下《地形志下》记载河州所领四郡中有洪和郡，第2620页。
[86] 梅林《“昙摩毗”与“昙摩蜱”名实辨——附说敦煌法良禅师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80-86页。
[87]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 永靖炳灵寺》，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年，第249页。
[8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下册，第990页；《晋书》卷14《地理志》，第434页。
[89]《隋书》卷29《地理志上》，第821页。
[90]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 永靖炳灵寺》，第238-260页。
[91]“奚”字，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写作“涣”或“溪”，第3、17页。康伏奚、康伏涣或为同一人之笔误，或为兄弟。
[92] 王育龙《唐长安城东出土的康令恽墓志跋》，《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7页。
[93] 福岛惠《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粟特人——从〈康令恽墓志〉看鄯州西平康氏一族》，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上册，第117-1126页。
[94]《隋书》卷83《西域传》毕国条，第1849页。
[95]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4-80页。
[96] 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第10页。
[97] 此外，石窟壁画中也绘有胡人形象，如第169窟第12龛“佛右侧尚有一身着右袒袈裟，高鼻、髭须，火焰项光，举手合十，胡跪于覆莲上的西域人物形象”。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 永靖炳灵寺》，第205页图36。当然，壁画中绘有胡人只是一种图像表达，不能用来说明当地的胡人情况。
[98]《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31页。
[100]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新1版，第463册，第995页。
[101]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7页；魏军刚《后凉吕氏家族婚姻述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96-98页。
[102] 屠、项辑本主要依据《晋书·载记》，但后者仅叙国主之籍贯，对于五凉其他人物则多未列明。颇疑辑本所叙国主以外诸人之籍贯，多属自拟，有些并不可信，如前凉阴澹，辑本作敦煌人，但实为武威人。参冯培红《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IV，2009年，第98-102页。后凉国主吕光为略阳氐人，很可能屠、项二氏因此把其妻石氏也当作了氐族。
[103]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4页。
[104]《隋书》卷29《地理志上》，第820页。
[105] 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141页。
[106] 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凉州”条，第2936页。
[107]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8页。
[108]《晋书》卷86《张轨传》，第3223页。
[109]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366《人事部七·耳》，第2册，第1683-1684页。
[11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135页。
[111]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2007年，第168页；该文收入《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时，加注了安、曹二氏的中亚本国地名，见第29页。
[113] 後藤勝《河西王国の性格について》，《歴史教育》第15卷第9、10合并号，1967年，第29-35页。
[114]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22-423页；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408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1997年，第304页；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115]《北史》卷97《西域传》，第3221页。
[116]《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8页。
[117] 吐谷浑曾设置沙州，见《北史》卷96《吐谷浑传》：“阿豺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回数百里，不生草木，因号沙州”，第3180页。
[118] 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敦煌学史事新证》，第 82页。
[120]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7页。
[121] 陆庆夫《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49页。
[122]《北史》卷98《宇文莫槐传》，第3268页。
[12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29-130页。
[124] 这三方墓志的图版见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伍之十九《隋唐史氏墓志》，第440、468、473页。
[125] 冯培红《河西走廊上的会稽与建康》，冻国栋、李天石主编《“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0-279页。
[126]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2007年，第169页。
[127]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917，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6册，第4828页。
[128] 黎大祥《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129] 关于武威粟特安氏与翟氏的婚姻，还可见于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第37-49页。
[130] 图版、录文见黎大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之《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第176、181-182页；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131] 王育龙《唐长安城东出土的康令恽墓志跋》，《唐研究》第6卷，2000年，第396-397页。
[132]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4-98页。
[133]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5-110页。
[134] 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5-6页；荣新江《丝路钱币与粟特商人》，《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240-248页。
[13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下》“廓州”条，下册，第994页。
[136]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35页。
[13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长安〇三六，上册，第1016-1017页。
[138] 除了河西诸郡的粟特郡望外，另据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载，京兆郡有康、米、史三姓，见沙知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0页。
原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54-70页。感谢冯培红先生授权发布。 文字与发表本或有出入，引用请以纸本为准。
“魏晋南北朝石刻与历史研究”专辑组稿：夏炎 王庆卫
编辑：刘艺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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