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中古时期最强盛的朝代，疆域辽阔，超越秦汉，除重开汉代西域（中亚）陆道之外，又加强海上交通和贸易，声威远播。迄今外国人每称我国人民为“唐人”，而华侨亦称祖国为“唐山”。在美洲等地华人集居的地区，仍称为“唐人街”。唐代广东既处于中国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上，特别在全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即在国际关系上，亦为重要的枢纽地带。在唐朝统治期间，西亚一带有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南亚有天竺，东南亚一带也有室利佛逝等大小国家。他们都和我国进行和平贸易、文化交流，而联系的要地首在岭南。
关于唐代岭南的对外交通和贸易，中外人士对此有较多的研究，但其内容多偏于广州一带，而对广东全境的人文状况，却很少论及。本文拟以历史地理的角度作初步的探讨。
一、广东在唐代的行政区划的特点
唐代的行政区划是道、州（或郡）、县三级制。当时广东省为岭南道的一部，拥有24州、93县。其建置有以下的特点：
（1）州县的分布很不平衡，大致在广州以西，特别在西江沿岸及其南边高州一带，州县数目占绝大多数；次为北江流域；而东江和韩江流域，则寥寥无几。造成不平衡的原因，大概与五岭上的通道有关。即自秦代修建灵渠连接湘漓以后，越城岭道遂为珠江和长江间唯一有水道相通之处，由漓江（下流为桂江）可转入西江，故汉族南移从此道而来者最多。北江一带则有大庾与骑田两个山隘，虽无运河相通，亦便于往来；而东江和韩江流域则其北邻闽赣一带，皆是广大的崎岖山地，行旅维艰，故汉人由此而来者较少。当时该地尚多为少数民族（畬族）所居。
（2）完成海南岛环岛建县。海南为黎族的主要聚居之地，西汉时曾在此一度建立郡县，但不久即废。当时建县的地区也限于北部台地和西部气候较干，属于疏林草原地区，当时由徐闻出发的海上航线亦循西海岸而行。以后相当长时期，大都由雷州半岛遥领其地。隋代乃在海南岛重新建立了许多郡县，大都与高凉郡的黎族首领冼夫人有关，闻临振县（即唐代振州的一部）即隋廷赐给冼夫人的汤沐邑（即以其地收入作为受封者汤沐斋戒之用）。唐代，由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已通过海南岛的东部，直走西沙，所以在热带雨林密布的东海岸，也增建万安州（今万宁县）和乐会县（今琼海县）。
（3）州县比隋代有所增加。我国的行政区划至南北朝时非常混乱，州县数目极多，隋代曾大加精简，在今广东省境仅有12州（或郡）、71县。隋末，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为肖铣所割据，唐初因他们的部属闻风归附，每以其原来盘踞的地方增设州县，安置降者，故州县数目又有所增加，特别是州的数目比隋增加了一倍。新增的州，主要在西江沿岸以及高州一带，如隋代西江沿岸仅有信安一郡，在唐则分为端、康、新、泷四州。隋代高凉一郡，至唐代则分为高、潘、辩、罗、恩、春六州。唐代各州今在何地，详见附表一。
二、人口分布内地密而沿海稀与今迥异
现今广东人口的分布是沿海稠密而内地稀疏，广州附近与潮汕一带，均为全省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唐代广东人口分布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唐代因各州的人口数字不完全，而户数较为完整，故用人户求出其密度。虽因当时各州的土地面积与今所包括的县市范围不完全一致，故求出来的密度不能算很准确，然其相对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可以对比出各地区人口疏密的大概情况。我们如依各地当时人户疏密的等级分为四级的话，则24州中人户最密的（即每平方公里3户以上者的）有连、高、春、新四州；次密的（每平方公里2—3户的）有端、泷、辩、康、韶五州；较疏的（每平方公里1—2户的）有封、潘、恩、罗、广五州；最稀的（每平方公里一户以下的）有万安、雷、儋、窦、循、勤、潮、振、崖、琼十州。依此看来，唐代人户最密和次密的地区有三处：五岭一带，如连、韶二州；西江沿岸及其稍南地区，如新、端、泷、康等州；古高凉郡地如高、辩、春州。而广州一带却仅居于较疏的一级，而潮、循却更与海南诸州同列于最稀的一级。海南各州大概由中部山区的黎族未列入户籍，所以特稀。
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珠江和韩江三角洲没有现在辽阔，而且没有很好地利用，尚未有重要的水利建设；次是西江及粤北一带，因五岭之上有几条重要的山口，便于北方汉族之南移。大庾岭又称梅岭，旧道在今小梅关，自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命整治大庾岭新道（今大梅关）以后，使粤赣之间交通更便，不但从海外输入的羽毛齿草和南海出产鱼盐之类，由此北运，而且有奇装异服的外国人夹杂其间（见《开大庾岭路序》）。中原人士亦远从江淮南来（见李翱《来南录》）。经大运河和长江，或再经江南运河转钱塘江和信江而来。至于通过骑田岭，既可直下武水（韩愈贬潮州即走此道），也可以转入连江（如韩愈贬阳山县即走此道）。故连州有“荆湖冲要”之称和“人物富庶，商贾阜通，常有小梁州之号”。（见《舆地纪胜》）粤北不但纬度较高（即较北），地势也较高，正所谓“其地高，其气清”，使南移的人比较易于适应。不像珠江三角一带的卑湿难居。高州一带，虽则纬度较低，但北有云开大山等高山，“群峰并耸，盛暑如秋”。所以汉代郡号“高凉”，即因其置于高凉山下（见《方舆纪要》）。同时因自南朝后期至隋代，均在黎族首领冼夫人实际控制下，局势比较安定有关。
唐代广州虽然是一个大商港，城区人口众多，但唐代的广州辖境甚广。在封建社会里，一般人民的生活仍以农业为主。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地不及现在辽阔，而且没有大规模的堤围建设，加之地势卑湿，南来的汉人，一时不能适应，所以总的户数虽多，而由土地平均所得的户数，则远不及拥有山间盆地的西北江沿岸等地。
潮汕一带，现在是广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但当时潮州包括今梅县地区的广大山区在内，韩江三角洲不如今日广阔，巨大的木兰舟尚可驶潮州城下，同时亦未见有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加之当时由福建移来的人，尚不甚多。潮州其时山林未辟，易生瘴气。故韩愈说：“州之南境，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转见《方舆纪要》）。那时水中有鳄鱼为患，陆上有野象横行，所以韩江和梅江曾被称为恶溪。韩愈曾为文以驱鳄鱼，为人所周知的事实，无须多论。而野象横行，则见于唐人的记录，如唐刘恂的《岭表录异》说：“广之属郡，潮、循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灾。”（见鲁迅校勘本）。又据宋人叶廷珪所撰《海录碎事》称：“象洞在潮梅之间，今（宋）属武平县。普未开拓时，群象止于其中，乃谓之象洞。其地膏腴，稼穑滋茂，有美酿，邑人重之，曰象洞酒。”按叶氏所说的象洞，其水就是流经梅县于松口入梅江的松源溪。据《嘉应州志》的记载，梅县尚有以象为名的地方，如象村、象湖等。
三、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由于唐代粤境的经济比隋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也随之有所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为矿冶、纺织、造船等业，其他手工业尚多，简介如下：
（1）矿冶业——计粤境各州中，除循雷外，其余各州的土质中，莫不有矿物。虽则这些贡物，未必尽为本地所产（特别是金、银），但距原产地当不太远。列为土贡的矿物有金（见于新、恩、勒、康、崖、琼、儋、万安、振等州）；银（见于广、潮、恩、勒、春、窦、端、康、封、泷、高、潘、辩、罗、崖、万安等州）；丹砂与水银（连雷）；钟乳（韶、春、连州）。未列作贡品的矿物地有铜（产于勤州铜陵县、连州采白铜铸大钱），铅（产于化蒙和阳春二县），铁（产于桂阳、阳山、连山和琐阳，最后一处在今英德县东境），焦石（滑石类，产于德庆），其中金、银二项在全国占重要的地位。
（2）纺织业——利用葛、麻、苧、蕉、竹、棉等各种植物纤维和蚕丝制造各种纺织品，其中作为贡品的有葛布（潮州）、麻布（韶、封二州）、蕉布（潮、新、康、封、春等州）、丝绸（广州、雷州）、吉贝布（即棉布产琼州）、斑布和食单（亦棉织品，产于振州），广州亦可能有棉布的生产。
（3）船舶修造业——唐代广东既为国际最大的贸易港，船舶的修理和建造势所必需。
唐岭南节度使杜佑曾督造战船，分为六种：楼船，有楼三重，高如城垒，是战船中的指挥者；蒙冲，船背蒙以生牛皮，不畏矢石，是一种运输船；斗舰，有栅栏金鼓，专为战斗用；走舸，是一种快艇；游艇，为侦察用的快艇；⑥海鹘，为一种头低尾高，前大尾小，两旁有浮板，状若海鹘，能耐巨浪的江海中战船（见明黄佐《广东通志》）。这些战船大概是在广州制造的。这是官营的造船情况。至于广东民营的造船事业，我国的史志均少记载。
据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曾东游我国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很大，能抵抗巨大的风浪，惟逢较浅的海峡或内海则比较难于驶进。日人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一书中也认为唐代广东若无造船能力，则自黄巢破广州之后，阿拉伯商船一度不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洋之间不可能有大队中国商船出现，而且当时甚至外国人也多乘中国船。
（4）陶瓷业——陶瓷自古为我国著名出口商品之一。唐代广东既居对外贸易的要冲，自然促进了当地陶瓷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曾在广东佛山、三水、高明、新会、潮州、梅县等地发现唐代瓷窑旧址，出土的青瓷，有青、黄、豆绿与淡绿等颜色，釉色晶莹，胎质细腻，制造优美，可与南北各地有名的瓷器媲美。据《岭表录异》载：“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镬，烧熟，以土油之（按油与釉通），其洁净则愈于铁器，尤宜煮药，一斗者才值十钱……亦济贫之物。”
（5）制纸笔业——《北户录》载：“罗州多栈香树，身如柜柳，其花繁白，其叶似桔，皮堪捣为纸，土人号为香皮纸，作灰白色，纹如鱼子笺，今罗、辩州皆用之。”《岭表录异》一书亦有类似的记载。关于制笔业在《岭表录异》中有“番禺地无狐兔，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又春、勤等州，则择鸡毛为笔，其为用兔毫不异，但恨鼠须之名未得见也。”
（6）酿酒业——据唐李肇著《国史补》称：“酒则有岭南之灵溪、博罗”。按灵溪在今乐昌境东北，源出冷君山，泉甘宜于酿酒，曰灵溪酒。博罗蛮村有桂，以其花酿曰桂酒。又岭南有荔枝酒，亦为唐代珍贵的酒。白乐天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春。”广州又有十八仙，韶州有换骨玉泉，皆为名酒（均见《广东新语》）。又《岭外录异》一书中则载有制酒饼等方法。
（7）竹、木、藤加工业——在《唐书·地理志》所举的各州贡物中，韶州有竹布；广州有竹席和藤簟（席）；辩州有竹鞋；循州和振州有五色藤盘。另据《岭表录异》略称潮、循二州用桤木（水松）制成轻便的木屐，加以油漆，极为美观，为当时广州诸郡牧守等所喜用。
关于唐代农业生产的情况，史志殊鲜记载，但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规定岭南诸州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少数民族减半（见《旧唐书》食货志上）。可见当时岭南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基础。九世纪中（唐宣宗和懿宗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所举当时中国的四大商港，有“广府”一地，出产生果、蔬菜、大小麦、稻米和甘蔗等物。
《旧唐书》所列举的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中广东境内竟无一处，若非记载缺失，则当时广东一带水利建设尚少注意。因此，当懿宗咸通三年（862年），由于南蛮陷交趾，诸道官军咸集广州，就使通过五岭陆运南来的军粮，接济不上，当时有人建议用海道运江浙的米粮以资补助。由此可见当时岭南一带，由于珠江三角州等处低地尚未充分加于利用，粮食仅堪自给，并无多大剩余，以供外来的大军。杂粮之中薯芋为多，《北户录》称：“高州多采薯为麻饼，绝宜人，味极芳美。”
当时的经济作物中，由土贡物品看来，以纤维植物（苧、葛、麻、蕉等），最为发达。棉花已在海南岛等地种植，养蚕事业也见于广、潮、雷等州，果树的栽培亦已有名，土贡中已有荔枝、蕉、柑等。见于《岭南录异》及《北户录》二书中的尚有橄榄、枸杞子、椰子、龙眼、波斯枣、山桔子、杨梅、梨、栗、甘蔗等。据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唐代韶州已产茶。
农家副业中，除经营上述各种手工业之外，尚有采集业如药材（石斛、蚺蛇胆），水产（珍珠、玳瑁、水马、鲛鱼皮），动物（孔雀以及其他羽毛如翡翠毛等）。
唐代善于结合养鱼和垦田工作。据《岭表录异》载：“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渔利，既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唐代岭南的果农已知利用以虫治虫的方法，以大黄蚁治柑树之虫。《岭表录异》中云：“岭南蚁类甚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都市者……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多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但一般来说，山地仍多刀耕火种。如刘禹锡描述连州一带种山的诗中说：“何处好畲田，团团漫山腹。钻龟得两封，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坼牙蘖。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四、对外交通和贸易
关于唐代广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本极重要，但已有不少中外学者为文论述。如日人中村久四郎所撰的《唐代的广东》论述最详，其译文已刊于《岭南文史》1983年第一、第二期。至于贾耽所说的唐代“通海夷道”沿途所历的国家和地区，则岑仲勉的《隋唐史》中亦有专章考证。而拙作《我国古代交通和贸易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载《中大学报》自然版1979年第4期），及笔者与郭培忠合写的《略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载《热带地理》1983年第3期），亦均有论及，故本文为了避免重复，只作若干补充而已。如贾耽所记的“通海夷道”中，对于沿途所到的地区从广州至西亚的乌拉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东方的奥布兰），皆循由东而西的顺序，而从三兰国（今非洲东岸莫桑比克等）等国至乌拉国，则采取相反的顺序，故有人认为后一段可能由阿拉伯商船转运的间接贸易。据苏来曼的记载，唐代中国商船特别巨大，能耐风浪，但对于较浅的内海，则不能驶进，是则溯大食国的弗利刺河（今译幼发拉底河）而至其首都缚达（今译巴格达）等地再经陆道转贩于东罗马以及欧洲等地的中国货物，亦属于间接贸易。
而在广东省境而言，除广州之外，亦尚有其他港口，如潮州、恩州等。潮州位于韩江三角洲的顶点，当时韩江三角洲不及现今辽阔，唐时距海仅12里（见《太平寰宇记》）。巨大的木兰舟尚可驶进，可以对外进行交通。唐代诗人贾岛有赠韩愈的诗云：“此心曾与木兰舟，直至南天潮水头……峰悬驿路残云断，海侵城根老树秋。”《蒲寿庚考》的译者陈裕菁在其补注中认为，《王虔休进岭南王店使院图表》所涉及的“海阳旧馆”，是在海阳（潮州附郭县），作为唐代潮州有对外贸易的一证。《隋唐史》作者岑仲勉则认为“海阳旧馆”是在广州而不在潮州。各种史志中，唐代广州尚未有设置驿馆的明文记载，而潮州反而有之，也令人难于相信。笔者认为，唐代潮州有对外贸易的可能，因位于潮州更北的泉州和扬州在唐代均已有对外贸易，而潮州既有良好的港口，故亦有此可能。
唐代的恩州包括现今阳江和恩平县地，在一部分的时间，其州治在今阳江。恩州既可利用新兴江和漠阳江谷地及其间低平的分水岭，作为广州至高州一带的捷径，沿海又有优良的港口，故《元和郡县志》说：“是州滨海……凡自广至勤、春、高、潘，路所必经。海滨旧置传舍，人惮波涛，因辟新路传舍，惟徒步出使与递符牒者经过耳。然因当五州要路，颇有广陵（今江苏扬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贾人船循海东南而至者，故吴越所产之货物不乏于斯。”江浙的商船既可到此，谅它亦可以对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
五、人物谪宦及其他
岭南文化的发展虽较中原地区略晚，但自秦汉以及六朝以后，汉族的不断南迁，与当地越族进行文化交流，至唐已不少特殊人才出现，其中较著名的有张九龄兄弟及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等。兹略述如下：
张九龄的祖先原是范阳郡（今河北省）人，其曾祖父张君政在唐初任韶州别驾。其后嗣遂落籍于曲江。张九龄曾是玄宗开元间名相，玄宗尝赞他的风度好，所以韶关市的风度路和风度楼（后者已废）即是纪念他的。张九龄善诗文，有《张曲江集》传世。张九龄的仲弟九皋曾任岭南节度使，季弟九章又任广州都督，一家贤达。
唐代岭南尚为瘴疠之地，有不少中央官员，被贬于此，对于岭南文化的发展，亦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较著名者有韩愈、刘禹锡、李德裕等。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曾二次被贬岭南，第一次于贞元十九年（803年），贬为阳山县令，有惠政。去后，百姓多以公之姓为其子之名（见《舆地纪胜》）。又阳山县北有贤令山也因纪念他而得名（见《方舆纪要》）。韩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贬为潮州刺史。因当时潮地人口尚稀，江（恶溪）中有鳄鱼为患，韩为文祭鳄。虽未有实效（宋时韩江尚有鳄鱼为患），但韩在潮州大力提倡教育，使该地文教渐兴。百姓感激他，因改称恶溪为韩江。
刘禹锡字梦得，为唐代著名诗人。他于永贞元年（805年）曾被贬连州（今连县），未到任，又改贬朗州（今湖南常德）。过了十年，于元和十年（815年）再贬连州，在连州任职五年。据《连州志》载：“连之文物媲美中州，则禹锡振兴之力居多。”
李德裕为唐武宗时的名相，因受牛党的排斥，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被贬潮州，循梅江乘船而下，过鳄鱼滩（据考证即梅县蓬辣滩）时，曾触石舟坏，仅以身免。不久又贬海南岛的崖州（在今琼山县境）。他由梧州以西溯北流江过桂门关（俗称鬼门关，在今广西北流县境）南行，有“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之句。大中三年（849年）死于贬所。今海口市近琼山县城处有五公祠，即纪念他和宋代四位贬官至海南的人而建的。
佛教早在晋代已由海道传到广州。光孝寺是东晋所建的古寺。我国的禅宗以达摩为始祖，他于南朝梁时由南天竺泛海来广州，在今城关上九路以北登陆，建西来庵，即后之华林寺，其附近的街道尚有西来初地之称。后来北至河南省少林寺。六祖慧能即师其说，而加以发展。
慧能俗姓卢，岭南新州（今新兴）人，性好佛，曾到黄梅（今湖北）禅宗五祖弘忍法师的东山寺，执役碓房，因其所作的偈（佛教词句）胜于五祖的大弟子神秀，为五祖所赏识，乃将其衣钵秘密传给慧能，并嘱他马上南返岭南。
慧能因怕神秀迫害，曾藏匿于怀集等地的猎人家中十五年。后来他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杂于群众之中，听该寺主持印宗法师讲经，因众僧徒议论风旛问题，有的说：佛旛是风所吹动，有的说是旛自动，而慧能则谓二者皆非，而是人们的心在动而已。印宗为之惊奇，请慧能出示衣钵，并为他削发。寺中埋藏其头发的“瘞（音意）发塔”，至今仍存，是为禅宗的南派六祖（而神秀亦自称为六祖，则为北派六祖）。南派六祖的教义为“顿觉”，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极端唯心主义，在我国南方曾颇为盛行，对于宋明的“道学”有重要的影响。
武后时，有天竺高僧般刺密谛三藏，持楞严经梵文本来到广州，曾为宰相的房融和他合作，译成中文，是佛教中的一部重要经典。“中国之有楞严，自岭南始。”光孝寺内昔有笔授轩和洗砚池，即纪念房融这一工作的。
天宝七年（748年），我国高僧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为风吹至海南岛，后来经陆道北上。与鉴真同伴的日僧荣睿病逝于鼎湖山中，近年在山上建立了日本入唐留学僧荣睿大师纪念碑。而鉴真等在广州居住的大云寺，有诃黎勒树，可能就是今光孝寺（因该寺曾栽有此树号称诃林）。
伊斯兰教之传人广州则始于唐代，今光塔路的怀圣寺和光塔即筑于唐代。当时光塔附近有许多阿拉伯和波斯的伊斯兰教徒集居该处，号为“蕃坊”，对于中阿等国的文化交流，起着一定的作用。
附注：凡各州属县的第一名为州治所在。本表主要根据新旧《唐书》并参考《元和郡县志》整理。各县隶属时有变化。今地也只是大致所在地，不尽准确。
